一、引子
汶川地震以后的重建与生态城镇建设这两个课题,一个令人感到责任的沉重,另一个使人充满创新的激动。总结国内外灾后重建的历史经验教训,川西地区地震后重建工作应认真履行科学的发展观,以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思路来进行“创造性”的重建。这意味着要在充分认识灾区生态地理条件、地质地貌现状和原有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等方面的前提下,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谋划城乡重建规划。这不仅仅意味着高效率的恢复,更重要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赋予该地新的发展理念和增添新地区价值。我们所要求的目标,就是震后所建设的城镇应该成为生态城镇,把地震灾后的城镇建设得更加安全、舒适,更有活力,更具发展可持续性。
此次5•12大地震灾区死亡的人数已近7万人(实际上已经超过了7万人),大多数死亡事件发生在城镇。以北川县为例,县城人口22300人,死亡8100人,再加上失踪4402人中的一部分,几乎近一半县城人口在这次地震中失去生命。而北川县农村人口有12.7万人,死亡2000多人,农村地区人口死亡率约为1.5%。为什么在同样的灾害来临时,农村比城镇的人员死亡率低很多?这说明城镇既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人工构造物,也是灾害最集中的场所。城镇是“人工与自然复合的复杂结构”,这种复杂结构是人类最富想象力、最雄伟的创造,同时城镇也是人类自我创造最危险的家园,如地震、冰雪、SARS和洪涝灾害等都会夺取城镇人民的生命,但这阻挡不了人们从农村移向城镇。人类历史证明,城市化的浪潮不可阻挡。
去年,世界有关组织宣布,人类社会已经正式步入城市化的时代,全球有一半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但是,人类的居住方式从分散化转向集中的同时,也伴生着环境、安全、能源、社会、水资源等等方面的危机。我国由于贯彻了保护耕地、保护资源的原则,所有城市每平方公里建成区的人口控制在一万人左右,学术界将其称之为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常识表明,以紧凑型城市为主的城镇化模式,更容易放大各类灾害的效应,这就要求我国的城镇化策略更要注重城市生态和安全的建设。生态城市是继上个世纪初提出“田园城市”、“新城”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生态城市”的概念尚处于不断拓展的阶段,但相关专家学者和城市实践者们对“生态城市”作如下定义: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谐统一的城市,是自然、城市与人有机融合、整体互惠的共生结构。它着眼于对内使城市居住环境更加安全、和谐和舒适,对外把城市所消耗的自然资源、能源、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也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二、灾后重建生态城的模式选择——明确的目标
灾后重建的目标是建设生态城镇。
(一)生态城的分类
1、技术创新型的生态城市
城市不仅仅是生产、消费的场所,还是现代技术创新萌发、集合和应用的主要场所。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或者绝大多数现代科学知识的涌现,基本上都产生于城市。从应对灾难来说,城市不仅仅是“接纳”或者自我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灾难,更重要的城市始终是应对这些灾害的主战场。灾难发生于城市里,但人们也确实从这些灾难中接受了教训,掌握了应对的技巧,学到了防灾的知识。城市化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各种各样的城市灾难中推进的,城市本身也是从各种灾难的应对过程中成长进化的。创新城市的结构和成长机理,不仅能够挽救城市本身,也许是整个地球。因为全球80%以上的污染物由城市产生,80%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来自于城市,80%的资源、能源为城市所消耗。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总枢纽。
阿联酋的阿布扎布“零排放”生态城,是Masdar计划组成部分(图1),由诺曼•福斯特设计,已于今年5月动工,建设期为八年。该生态城提出了零碳、零排放的高端目标,耗资220亿美元,建成后将有5万人口居住,有1500个商铺;城内所有的建筑物基本上都覆盖太阳能薄膜电池;城里没有私人小轿车,采用无人驾驶的轨道电动车,同时使用太阳能空调;此类生态城的设计理念,是将多种高端技术在这里集合,使之成为可再生能源应用的“集合性”创新基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类的生态城不具有可复制性,也不具有可推广性。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轻易拿出200多亿美元来建造一个5万人的生态城,也没有多少居民有足够富裕的资本在这样昂贵的城市里生活。


图1:阿布扎布“零排放”生态城,Masdar计划组成部分
2、适用宜居型生态城市
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乌托邦的追求,整部城市史其实就是对乌托邦思想实践、扬弃和修正的历史。但是,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空前的大敌,人类不仅需要乌托邦式的梦想,更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多样化、大众化的实践活动。城市的拯救不能仅仅依托于未来的技术,更要注重那些现在就可以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实用武器”。所以,在推进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选择了英国、新加坡、意大利等国家合作建设生态城,如中英崇明岛生态城、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图2)。

图2:中新天津生态城总体规划图
生态城的人居环境比一般城市更好,二氧化碳排放更低,消耗的能源更少,更适宜人居住。这类生态城,一般来说,人口规模控制在30万,建成期只有8年到10年;以实用技术而不是高端技术作为技术主体,如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水循环利用、风力和生物质发电等等;以绿色建筑为建筑主体;以服务业为城市产业主体,可谓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以步行、自行车、公交等绿色交通为交通主体;以TOD为导向的土地利用开发模式。TOD即把大运量的公共交通与土地的密集型使用密切组合起来,以获得社会、生态和经济三个效益的均衡;以可复制、可持续和可改进为目标主体。也就是说,适用宜居型的生态城市是低成本的,可复制的,城市自身发展是可持续的。同时这类城市也是可以改进的,因为所采用的技术的适用性不是一定终身的。
3、逐渐演进型的生态城市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和生态、资源等各种各样的基本元素在一个有限的地理空间内相互交织的网络体系。因此,城市就成了具有自组织、自动演进的复杂有机体。正如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所演示的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到现代化城市进程那样,城市是一步一步自动演化过来的。生态城市的战略能够促使这些“古老的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使人们可以把握住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不让它偏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我国正面临城镇化、机动化和市场化相重合的特殊时期,机动化和市场化大大扩大了个人居住点的选择权。先行国家的实践表明,此时城市低密度的蔓延几乎是难以制止的。实施生态城市战略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我国面临机动化、市场化和城镇化重合时期,防止出现美国式的过度郊区化。
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要求我国所有城镇都要朝着生态城镇的方向去努力,首先要在条件比较好的城镇中实行生态城镇的战略。对于那些已经具有良好基础的城市,如已经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或者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等等称号的城市,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主动地向生态城镇演进。
这类城市,应要求其产业转型与生态化改造同步进行。从发展阶段上看,这些城市应着眼于产业结构转型,力争率先步入后工业时代;城市的领导和市民群众有较好的生态意识,因为他们始终是生态城镇建设的主体;城市生态化改造的目标和措施明确而扎实;能够及时安排生态城项目建设来有效地解决城市本身面临的污染、缺水、耗能和地质灾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