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环境危机和资源短缺，节能减排已成为席卷全球的新浪潮。新兴国家，诸如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如此，即便是像挪威、卢森堡、德国等这样的发达国家同样也紧锣密鼓，力求在这轮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形。
8月底，笔者与来自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和中国环境报等单位记者组成的“欧洲环保之窗”电视片联合采访组，用四周时间先后走访了欧洲9国，这些国家优美的环境固然令人艳羡，但它们开发可再生能源心情之急迫，实施节能减排效果之显著，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
在卢森堡，安赛乐米塔尔集团所属普莱莫瑞克公司（PRIMOREC SA），将集团四家钢铁厂产生的废渣、粉尘集中处置，不仅实现污染物质的零排放，避免损害公众健康和污染环境，而且利用独家专有技术从中提炼出生铁和高含量的锌份，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在挪威，BV生物柴油公司利用菜籽油生产低燃点生物柴油，2007年产量10万吨，明年初增产到22万吨，其产品不仅供应传统的石化加油站，而且在全球范围率先建立起独立于石油公司运营的加油站，为顾客提供纯度为百分百的生物柴油，政府则以免收其所得税的方式予以财政支持。
以上两个案例，一个是点“石”成“金”、变害为利，一个是开发低碳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其成功的背后无不显现政府支持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坚定不移的身影。正是因为政府制订了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才确保炼钢废气、废渣和粉尘既不允许向空中排放也不能任意倾倒。而另一方面，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资源再生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让企业找到了“环保”的理由和动力。政府的这一堵和一疏，完美体现了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特定作用。
也是在挪威，政府与企业、研究机构和环保团体联手，于2003年启动了连接首都奥斯陆到西海岸港口城市卑尔根全长580公里的“氢高速公路”项目。它们计划用6年时间在高速公路沿线建设7个氢气加气站，气源就近用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水电等清洁能源来提供，目前已有两个加氢站投入运行。挪威的氢高速的下一个目标是在北欧建设氢高速公路网络。当其它国家还沉浸在是否发展氢经济的争论中时，挪威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寻找可再生能源为契机，带动和整合各种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政府环境政策和制度创新，增强本国的竞争力，极具战略意义，堪称21世纪的阿波罗登月工程。
在德国，从1991年起历时8年，耗资6亿马克，在联邦议会大厦屋顶安装了36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装置，设计建造了议会议事大厅自然采光系统和地热通风联合发电及热回收系统，使议会大厦能耗和运转费用大大降低，整个大厦设备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7000吨最低可减少到400吨，从而使这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成为德国最“绿”的建筑之一。议会大厦的历史价值与其自然巧妙的生态设计相叠加，使其成为与科隆大教堂和新天鹅堡齐名的德国三大观光景点，更是一个环境教育的大课堂和节能减排的示范基地，每日有近万名游客能亲身体验绿色节能建筑的神奇。
如果说前面的两个案例说明的是政府应站在战略的高度，通过其独有的立法和行政职能来规范社会发展，建立引导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坐标体系和路线图的话，那么后面的两个案例则告诉我们，政府还应在日常办公中，推行绿色采购，带头节能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用实际行动做节能减排的先锋。
总之，政府应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倡导者和先行者，率先走向绿色生态文明。若政府自身做不到节能减排，又何以教育和推动工商企业和社会大众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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